如果自由有回声——殷海光（杜课526期）
如果自由有回声——殷海光
殷海光先生死于1969年，迄今已经过去了49年。如果先生还在，将步入他的期颐之年。
1919年12月5日，殷海光降生在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冈市）龙山镇殷家楼村。他本名殷福生，这个名字，想是寄托了家人的美好祝愿。道教中，道友见面是以“福生无量天尊”作为打招呼的敬语的，可惜，殷海光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历尽磨难，没有满足家人对他福生无量的期许。
殷海光的一生，身上最大的标签，就是自由主义者。而最初，殷海光感兴趣的却是逻辑学。当时在大学读书的同窗好友，给他带了一本书，由金岳霖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学生编写的讲义《逻辑》。1935年，殷海光订购到查普曼和罕勒合著的《逻辑基本》。如饥似渴地读完之后，年仅16岁的殷海光，起了将其翻译出来的念头。
完成这部四百七十多页的逻辑学著作翻译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又写了一篇洋洋洒洒一万五千字的译者引言。至此，殷海光跨出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一步，也拉开了此后一生以笔为矛、追求自由的序幕。
1936年秋，高中毕业的殷海光，得到金岳霖鼓励，继续北上求学。金岳霖的性格单纯笃实，可是作为金门弟子的殷海光，这一生都没有收敛过自己的锋芒。
1938年秋，国家局势动荡，大学纷纷迁移。殷海光追随金岳霖的脚步，来到了西南联大，在这个传奇校园里的哲学系，度过了珍贵的四年。4年之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
1948年底徐蚌会战时，他曾以《中央日报》主笔的身份亲临前线。从灯红酒绿的都市，走向连年兵燹之战场，眼见“赤野千里，庐舍为墟”，殷海光黯然神伤，开始“体认到中国的问题满不是派系口号所喊得那么简单”，并“开始了解党派偏见如何有害于中国问题之适切的解决”。也由此“对国事的态度，大为改变”。
1948年11月4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对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加以猛烈抨击，受到蒋介石怒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殷海光开启了自己身为自由斗士，为国为民、不畏迫害的特殊生涯。
同年5月12日，殷海光又因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将跟随蒋介石逃台的军政人员贬为"政治垃圾"，再次触怒国民党当局，受到国民党的围剿、迫害。在此情形下，接触到时局黑暗的他，离开《中央日报》，开始选择高校作为自己的栖息地，并最终选定了台大。
才华横溢而又不愿流俗的殷海光，到台大后，致力学术，再一次绽放出人生光华。1949年11月，殷海光与胡适、雷震等人，在台北筹办了综合性半月刊《自由中国》。当时胡适不在台湾，雷震以负责行政事务为主，殷海光成为刊物的灵魂人物。他的言论、思想，得到一个公开发声的平台，也使得刊物的发行量扶摇直上。
这段时间，“哈耶克”对他的影响最大。1953年，殷海光拜读了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到奴役之路》。他的思想也抵达真正成熟的时期，并开始以自由主义作为自己做人行事的准则。
在台大期间，殷海光成为台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殷海光的学生刘福增曾表示：“一讲到三十多年来的台大，第一个常被提到的人，不是傅斯年，就是殷海光。但是，如果从学术思想的内涵、学术批评精神和风范的树立，追求真理精神的光辉，以及感动和影响青年学子思想精神和学术情趣等方面来看，殷海光，无疑的，是台大三十多年来的第一人。”张灏回忆说：殷先生的理想主义精神，使他成为当时“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1957年8月开始，殷海光在《自由中国》推出了总标题为“今日的问题”的一系列社论，全面检讨台湾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他一改之前的晦暗，走到了最前台聚光灯之下。在《是什么，就说什么》之中，殷海光还提出了知识分子肩上所担之责：“近代的自由思想者是本着刚健的精神积极奋斗才开出民主自由的花朵。今日之势，不做自由人，就得为奴隶。除了这二者以外，真是再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了。”
1957年8月至1958年2月，《自由中国》共计提出15个问题，作为“今日的问题”。有多篇文章，出自殷海光手下。对于尖锐问题的直面，殷海光掀起了很大波澜，但高潮点则是他所提出的“反攻大陆问题”。
殷海光认为，“反攻大陆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当时的国民党官方言必称“反攻大陆”，蒋介石将“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常挂嘴边。“反攻”，是国民党力证其政党合法性的“护身符”，殷海光直言“反攻是不可能的”，为此遭到了国民党的严厉打击。
1960年9月4日，“雷震案”爆发，雷震被捕，《自由中国》停刊。殷海光不仅没有赖以发言的平台，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案发当天，《自由中国》编辑部全体成员，各自被完全隔离在家中，如同身处孤岛，孤立无援。
政治的黑暗，没能使他完全噤声。从10月1日到16日，殷海光接连在《民主潮》等杂志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和《雷震并没有倒——给李万居先生的一封公开信》等文，坚持不懈地为自由呼号。
在一生的治学生涯中，殷海光一直以介绍西方的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论到中国为己任，撰写了《思想与方法》、《论认知的独立》、《中国文化之展望》等著述。他认为，由于儒家文化的泛道德主义倾向和中国文化采取的”崇古”价值取向，中国的文化精神中缺乏认知因素，为此，必须依靠西方实证论哲学来补救。
殷海光大力提倡”认知的独立”，强调“独立思想”。他终生秉持科学、民主、自由的精神，堪称是一位最富有批判精神的自由主义者。
其实，早在1957年，殷海光就出版了一本以对话体写成的逻辑常识普及著作《逻辑新引：怎样辨别是非》。他指出，尊重并培护言论自由，必须做到“就事论事”：“只问是非，不问是谁说的。…无论赞成或反对，应该完完全全以论题为范围，而不旁生枝节。这是言论自由必需的态度和修养。” 这一类观念和观点，对于六十年后的当代中国读者，特别是那些缺乏起码的逻辑常识教育的网民来说，仍有启迪心智的价值。
他的学生林毓生先生回忆说：“殷先生在他的（逻辑）课上，常常拿生活上的具体实例来说明逻辑的规则，有时也拿官方的政策、文告来说明其不通(不合逻辑)之处。这样的方式，使他的课程变成让头脑不受专制散布的愚昧与虚伪所蒙骗的利器。殷先生讲课时，非常有条理，庄严而小拘谨，隽语如珠，灵光闪闪，……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深具魅力，非常吸引人。”
1966年1月，《中国文化的展望》出版。但此时，殷海光已经失去了在校园公开演讲的自由，外出活动也被跟踪。1966年7月，甫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被列入禁书之列，台大迫于压力，不敢再聘用他。
随后三年，殷海光陷入了贫病交加、无人支援的苦难之中。如此困厄之中，殷海光却从没有后悔过来路：“自由之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太阳被乌云遮蔽的时代，我之身受，正是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也许还得再付出哩!”
先行者是孤独的。殷海光曾自豪地自道：“就思想努力的进程而论，我超过胡适至少一百年，超过唐牟至少三百年，超过钱穆至少五百年。个中的进程，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这些知识分子在种种幌子之下努力倒退，只有我还在前进不已。” 这种大梦独醒、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猛，也给他的人生带来巨大的痛楚。
他本想去往美国谋生，受到国民党多方阻扰，直至病逝，殷海光都没有离开台湾这片土地。
1967年，殷海光被检查出胃癌。1969年，缠绵病榻两年有余的殷海光，走到了自己人生尽头。
临终前，殷海光写道：“我死的不甘心，我的思想才刚刚成熟，就在跑道的起跑点上倒下来，对于青年，我的责任未了，对于苦难的中国，我没有交代。”
他为自己一生所下的注脚，总也离不开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我是五四后期的人物(Post-May-Fourthian )，正像许多后期的人物一样，没有机会享受五四时代人物的声华，但却遭受着寂寞、凄凉和横逆。”
作为“五四后期的人物”，他夹在五四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思想的光芒被遮蔽在五四一代的阴影之中，与下一代在心灵上的沟通又因代际的关系而遭阻隔。但殷海光并未被时代的浪潮所打倒，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希望，他挣扎着摸索前行的路，并希望自己的摸索能成为下一代前行的资粮。
那一年的9月16日，台湾的自由主义之父殷海光病逝，这天离他50岁生日还有整整3个月。
他一生都保持着激扬的精神，自由的精神，以澎湃的思想学说和一己之力对抗国民党当局，以理性而雄辩的论说启迪着几代学人。
今天，那个一直以“五四之子”自喻，终其一生也没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的自由战士，已消逝在褪色的时光里。
只有他的著述仍在流传，只有他的灵魂有时还在知识界的梦想里闪现。在时隔半世纪之后，殷海光那不屈的道德英雄的形象，仍在启迪我们这些后人，去寻找人类理想的光亮。
（资料来源：谈火生《李敖之师殷海光鲜为人知的传奇一生》；百度百科；互动百科；李敖《回忆殷海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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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魏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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